我们只有在高端人物罹患精神疾病之事闹得满城风雨时才会谈到职场压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今，这样的事情似乎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或者说至少更公开化了。例如，曾任英国金融监管部门主管的赫克托•桑特爵士(Sir Hector Sants)去年10月宣布因“疲惫和压力”休假之后辞去了在巴克莱银行(Barclays)的资深职位。劳埃德银行集团(Lloyds Banking Group)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奥•奥尔塔-奥索里奥(António Horta-Osório)2011年曾遵照医生的指示休了病假，并于2012年初重返工作岗位。瑞士最大的电信公司瑞士电信(Swisscom)首席执行官卡斯腾•施洛特(Carsten Schloter)被认定于2013年7月份自杀，他曾公开谈论过其工作的永无止境的责任。一个月后，即2013年8月，苏黎世保险(Zurich Insurance)首席财务官皮埃尔•沃蒂耶(Pierre Wauthier)也由于职场人际关系紧张而自杀。
这类事件的严重程度有所不同，有的是承受压力的个人的极度不愉快体验，有的则是令当事人及其亲友、同事震惊的悲剧。它们也揭示出社会在应对心理健康问题方面是多么地毫无准备，凸显出人们对这种流传广泛的疾病（心理疾病如今是世界最流行的疾病之一）是多么地缺乏了解。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过我拥有关于抑郁症的第一手资料：上世纪90年代，我同意为政府的一个心理健康项目公开亮相，也就是说，我“出柜”了——“出柜”这个词用在这里还挺像回事的。如今我是一家慈善机构“心商改变心理健康(MQ Transforming Mental Health)”的主席，这家慈善机构的目标在于为这一领域的重点研究筹款，并力争成为为此募捐的领军机构。不过，我知道商界能够、也应该在这个领域起到带头作用——我对这方面的了解足以让我认识到这一点。
这并不是因为职场是压力的温床——压力与心理疾病并没有直接关系，与自杀就更没什么关系了。许多人都在压力的影响下不断进步，而大多数人都挺过来了。压力可以触发心理疾病的诱因，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它们并不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事实上，心理疾病就像高血压一样，是一种疾病。这听上去似乎是在玩文字游戏，但这一点十分重要。这有助于患者抵制那种“我必须摆脱这种情绪”的想法——尽管产生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这么想并不能为他们带来健康——正如只靠想象也不能降低血压一样。将心理疾病视为疾病有助于患者及患者周边的人认真对待它们。
在我披露了我的状况后，我最常听到的问题是：“我应该公开么？”对此我的回答是“不”。这么做一旦伤害到你的生活可就没什么好处了。我们必须努力使心理疾病能够被人接受，减少认为必须隐瞒心理疾病事实的人数，让他们得到解脱，理解自己的疾病并寻求治疗。
这就是为什么商界领袖必须发挥带头作用。许多心理不健康的人士由于害怕对其职业生涯造成伤害而拒绝接受治疗和拒绝讨论他们的病情。如果CEO们能够明确表示他们希望他们有类似问题的同事能够站出来，并表示这么做不会伤害他们的职场前景以及他们的疾病和其他疾病没什么不同，这将会很有帮助。
这么将开启一扇门。今年，在保守党议员加文•巴韦尔(Gavin Barwell)的帮助下，我让英国议会通过了一份心理健康（歧视）议案。由于斯蒂芬•弗莱(Stephen Fry)这些人的大胆努力——他们描述了自己所患的疾病，这份议案的通过几乎没引起任何负面反响。
但是消除心理疾患的耻辱感也只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了。我们需要更好的治疗手段。心理疾病患者的治疗前景还不能让人满意：药物和心理治疗有一定效果，但不是对所有人有效，也不是永远有效。自杀已成为一场全球健康危机——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中，自杀是15到44岁人群的首要死亡原因。由心理疾病导致的能力丧失以及早逝不仅仅是由社会问题造成的。我们对大脑运作机制几乎没什么了解，这成为人类攻克心理疾病的最大障碍。
不过这种现状也正在改变之中。基因测序以及核磁共振(MRI)扫描令我们能够更好地观察大脑的运作，并确定怎样的机制会造成有的人感觉不适而其他人不会如此。对来自这类研究的大规模数据集合进行分析则为理解心理疾病开辟了新战场。MQ的设立就是为了协助和鼓励这一进程。
基本上每位阅读到本文的读者都接触过心理疾患，要么是他们曾亲身体验过，要么是他们的家庭成员。对于任何在商界处于权威地位（或任何实际上处于招聘一方的）的读者来说，我发出如下请求。希望您认识到，商界在令人们广泛接受心理疾病，将之视为“普通问题”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只有这样施洛特和沃蒂耶这类人的悲剧性死亡才会大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