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又到了转折点，是走救亡的道路还是走启蒙的道路？近代历次变革最后无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但是这一次我必须说：启蒙就是救亡！——观念变革是一切体制机制变革成功的基础和保证。
当前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四大方面：一是经济金融问题。二是外贸问题。三是政治或体制问题。四是科学技术革命问题。而这一切问题解决的前提都首先是以思想和观念的变革为前提。
例如，经济金融方面，出现的主要问题是上有大量资金找不到投资项目，下游大量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专利等无人投资，于是国家经济增长放慢。日前与互联网金融专家黄震教授吃饭时我问到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由于“土壤不好”，是什么土壤不好，是文化土壤，还是体制土壤，他没有细说。我以为“土壤不好”这个说法很好，但是要搞清是哪种土壤不好才能有利于我们解决问题，我认为既不是文化土壤，也不仅仅是体制土壤，而是观念土壤有问题——投资者应该明确：投资的风险与利润是成正比的，不能奢望所有投资都成功都得到回报，而应该允许部分投资失败和另一部分投资获得巨大成功，也只有允许出现某种程度概率的投资失败才可能出现巨大的投资成功的机会。因此，希望大家尽早投资专利和科技成果，不要奢求专利持有者自己会经营甚至已经开始赚钱——这才是现代投资人应该具有的投资观念，也只有中国的资本持有者有了以上观念，中国才会出现大量的真正的“天使投资”，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大量专利才会及时在国家经济发展当中发挥出巨大的前所未有的作用。而仅依靠互联网技术实施“滴灌”仍然是治标不治本的行为。
二是外贸方面，这实际是中国经济金融问题的国际化延伸。中国外贸应该立即由追求贸易平衡和提高每一个普通国民实际收入代替追求顺差作为主导思想。中国现在面临的是产业产品升级换代和由GNP代替GDP作为衡量计算本国经济规模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都只有一个解决方法——那就是让人民币充分实现其与美元的1:1的购买力价值，使中国由世界工厂尽早进入“世界银行”和“世界研究所”行列。现行汇率造成的代价是中国从海外每赚取1美元，国内就要按照现行汇率发行6人民币纸币投入市场，造成国内物价飞涨，海外物价低于国内物价的奇怪局面。而如果人民币升值到与美元1:1的购买力价值，那么不仅所有中国企业都更加有实力投资海外，而且普通国民出国留学和旅游都会成为普及性现实。中国的总体经济实力也会瞬间被乘以6倍！——为何我们自己反而不敢让人民币升值？！因此，中国对外贸易同样首先需要观念的根本性变革。
三是体制或政治问题。许多人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建立民主宪政的时候。但是，民主制度必须首先要有民主思想和民主氛围作为保证。宪政都是以宪法的存在为基础,那么我必须问的是——我们早已经有《宪法》，不仅现在有，甚至民国就有，甚至满清王朝也曾经企图用立宪政体。但是，作用或效果如何呢？民主不仅是体制或制度，而且首先是习惯，是氛围。否则再好的制度都只能是摆设而已。因此，体制变革同样以观念变革为基础和根本保证。
四是科学技术革命问题。科学革命必须是科学观的根本变革，否则仅以技术进步代替科学革命本身，中国将再次失去一次进入发达国家的历史机遇。新的科学革命必须能够容纳自古就存在的东方科学体系，容纳中医，非如此就根本不是什么科学革命。中国应该并且有条件率先发动和引领世界科学革命，并在世界科学革命过程当中实现科学技术和产业的跨越式升级换代，迎来真正的中华伟大复兴。因此，科学革命的成败依然首先有赖于观念的变革。
五是教育问题。就是“中国学校为何培养不出有创造力人才”的“钱学森之问”。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教育以高学历和大外语等同于杰出人才，按照西方“知识就是力量的观念”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但是实际上恐怕正是由于现行教育科研体制把知识和学历强调到了一个病态的程度，完全忽视了人才除知识外还需要独立判断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以及动手操作能力等，而且根据中国传统道佛两家的“知识障碍观”知识未必越多越好，因为知识如果不被头脑消化吸收，也就很容易出现对创新思想的各种束缚，使高学历成为创新的障碍。后面独立判断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以及动手操作能力等这几项能力才是创造力的基础。首先应该以是否有创造性成果代替高学历加外语的人才标准，这样中国自己富于创造力的大师才会被发现和培养出来。因此，教育问题实际仍然是观念问题。
所以我说，当前一切问题的解决都以观念变革为前提——启蒙在今天已经成为救亡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