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财富》中文版连续第十年开展全国性的高级经理人压力状况调查工作，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积极配合，最终共回收有效数据1,618个。本报告基于对这些数据的分析，试图帮助读者对中国高级经理人群体的整体状况有一个更具体深入的把握。
多元压力的受体
压力难以精确测量，但经理人自我报告的压力感受却也能说明一定问题。对于经理人来说，小小的项目可能将他压得透不过气，谈判的紧要时刻也可能镇定自若。工作和生活的诸多方面可能都会成为经理人的压力来源，使其产生一定的压力感受，并进而对其身心状态造成不良影响。
中国高级经理人压力状况调查显示，最近3年内，高级经理人中感受到较大压力的人数比例呈增长趋势，2013年有77.2%的高级经理人面临高压力的困扰。
一般认为，职业经理人的压力状况跟他所处的职位应该是成正比的。但我们发现，中层管理者是感受到最高压力的群体。他们感到自己始终是一群处于次要地位的打工者。虽然当资本与知本博弈时，资本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这对于高层或中层管理者没有区别。但相比而言，中层管理者是一个更确切的夹心层，受到上级绩效要求和调动协调下属的双重压力。
2013年，全国雾霾天创下了52年来之最。“会呼吸的痛”影响了全国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调查发现，“越来越差的空气质量”也第一次成为最多经理人感受到的压力来源（44.2%）。紧随其后，高级经理人的压力源还较多地来自于“居住环境及出行过度拥挤”（34.5%），“全球经济低迷，影响企业发展”（32.4%），“工作负荷大、要求多” （32.4%）。而 “生活琐事”、“婚恋问题”或者“心理困扰”则是最少给高级经理人群体带来压力的事件。
为了缓解压力，相比去年，有更多的高级经理人（同比增加4%）通过慢跑或散步来缓解压力。此外，他们多采用听音乐、看电视或电影等休闲娱乐方式。而在企业关注和缓解员工心理健康和压力管理方面，“组织集体活动（如郊游、K歌）”这种常规做法仍然被最多企业所采用，同时也有33.7%的企业积极为员工营造积极快乐互助的工作环境。
是动力，还是摧毁力?
2013年春，消失于公众视线也远离企业管理一年之久的搜狐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在《杨澜访谈录》上进行了一次“成功者的告白”。“我这么有钱，却这么痛苦。”张朝阳说，“焦虑、抑郁，……精神上常常处于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恐惧之中。我跟团队说我不能工作了，必须去解决我的问题。”在互联网行业迅猛发展的时刻，他激流勇退，去美国找心理医生、大量阅读心理精神类书籍，尝试在东方哲学中寻找自己焦虑的原因。
2013年9月，历任苹果、微软、谷歌高层管理者的李开复通过微博对外宣布自己罹患淋巴癌，全身有20多处肿瘤，得病原因是作息不规律、长期熬夜，以及压力过大导致。
2013年度中国高级经理人压力状况调查显示，高级经理人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率为1.3:1。这是一个整体失衡的状态，也被心理学家认为是情绪低落的状态。
著名心理学教授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经大量研究认为，当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低于2:1时，通常个体状态更容易表现为情绪低落、焦虑、疲惫等;而当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的比例达到3:1时，则通常能极大程度提升个体的幸福感，整个人也表现得积极高效、充满活力。因此，高级经理人群体的幸福感亟需提升。
2013年，压力对高级经理人个人生活方面带来的影响排在首位的仍然是“产生消极情绪”（62.9%），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4%。其次是使高经理人产生“失眠或其他睡眠问题”（56.4%）。
压力在对高级经理人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上，主要是“工作效率降低”（68.5%）和“对工作缺乏兴趣”（48.8%），这两方面的影响相比去年的程度均发生恶化，这两项指标分别增长了8.0%和5.4%。不过，调查也显示压力变大带来的恶果仅限于此，他们的病假或缺勤次数相比去年没有明显增加，工作失误没有增多，也没有进一步影响到与上下级和同事的关系。
“背上的重负，可以锻炼我们，使我们更强大，同时也可以摧毁我们，把我们压垮。”对于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来说，压力是动力还是摧毁力，只有一线之差。过了临界点，压力便是以摧毁力的方式累积于潜意识和身体中。而对于个人意志强大、惯于独立解决问题的高级经理人来说，这种累积更难以察觉。
当知本遇上资本
姚吉庆在中国企业界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1999年10月，姚吉庆被推到国内燃气灶巨头——广东华帝燃具有限公司总经理以及华帝集团总经理的职位上，公司创业的七位老板全部退位让贤，姚吉庆成为“中国职业经理第一人”。2002年3月，姚吉庆却不得不离开了华帝这个令他感恩不已且呕心沥血的地方。一年后，他以音响新企业老板之一以及企业CEO的双重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面对媒体，姚吉庆说，资本对知本存在着一种永远也挥之不去的戒心和内心防备，尤其是在中国。
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古代的士大夫以满腹经纶为其主公服务，有似于今天经理人与资本方的关系。可是，今天不是烽烟四起的春秋战国，“士为知己者死”的侍主之道也不适用于职业经理人与资本方的关系。当资本的铁腕过强，本应成为积极因素的信任变成束缚，就造成了经理人的压力。
2013年中国高级经理人压力状况调查显示，在工作自主性方面，仅有55.3%的高级经理人认为自己能够经常参与和影响决策，46.1%的高级经理人认为可以经常自主安排完成工作，还有16.7%的高级经理人认为工作流程固化、死板。
研究和实践表明，令职场人士心理加压的主要因素有管理上的、人际上的、工作上的、生活上的等诸多方面，而较高的工作自主性、良好的职业晋升前景、薪酬回报、能力的提升，以及同事间的支持与人际和谐、直接领导的支持，这些因素是积极的激励因素。两方面的平衡决定个体心理状态的优劣。
2013年对经理人心理状态影响较大的六位的因素中，有三个因素出现恶化，工作自主化程度正是其中之一，其它分别是职业发展的问题，以及来自生活的压力，需要给予重视。
在职业发展方面，21.4%的高级经理人认为晋升竞争激烈，仅有8.4%的高级经理人认为发展前景非常清晰，也仅有5.9%的高级经理人认为职业发展通道非常多。在职业发展问题上，电信行业相对最差，旅游行业情况相对最好。
在生活压力方面，有20.4%的高级经理人感觉很难自己买得起住房，有22.2%的高级经理人感觉供房或供车非常吃力，还有35.1%的高级经理人经常为子女的教育或发展问题而担忧。
不同行业的经理人危机感所在点有所差异。房地产行业经理人最大的危机是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金融行业经理人最担心的是个人晋升空间不大，旅游行业的经理人最担心个人地位得不到保证，互联网行业的经理人最担心的是个人能力和知识跟不上要求。
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2013年高级经理人对工作价值认同度有所降低，他们对目前的工作感到更不满意了。不过，调查也显示，经理人的工作活力并没有降低。当他们对工作不满意，频繁跳槽成了解决困境的方式。正如创维集团原董事局主席黄宏生总结说，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困难面前，企业家没有退路，要么出局，要么是硬着头皮前进;而职业经理人可以换个地方重新再来 。
走向何方?
在承受压力和求解压力的过程中，高级经理人却并没有丧失他们梦想的能力。无论对中国经济大环境，还是公司发展小环境，高级经理人都有着更为乐观的心态。
相比去年同期，经理人对全球经济发展环境的认可程度增加15.4%。认为全球经济正处于上升和回暖状态的高级经理人由去年的22.4%增加到了37.8%。
对未来一年内中国经济发展形势持乐观态度的人数比例增加了10.3%。72.6%的高级经理人认为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在增加;认为中国政府驾驭中国经济过程中表现出强大的领导力的高级经理人比例相比去年增加了近10%。46.7%的高级经理人认为人才“招不来、用不上、留不住”是自己所在公司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其次的困难是企业运营成本增加（45.4%）。
当竞争激烈、制度缺失、信任环境恶化这些本身就会引发难题的因素混合成中国经理人生存大环境的时候，我们在聚焦高级经理人光鲜的外表与成就下，也应该关注其所承受的心理困惑与挣扎。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抽象的问卷和数据背后，中国高级经理人求解压力的道路将走向何方?这仍是一个绝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问题。过度追求个体本身的心理能力建设并不现实，寄望于新东家提供更宽广的职业舞台太过盲目，重点依靠政府、法律对宏观环境的改善更接近于幻想。如同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样，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以及经理人自身的共同努力。如果高级经理人们能在所处大环境的基础上满怀乐观与自信地主动求解，路就在脚下。也许，鲁迅的名言将再一次应验，应验在这个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身上。那么，压力将不再是桎梏，而是美丽的挑战。